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
十年之后，人們回顧2017年春的東亞經濟格局，多半會將“韓國跳下中國經濟列車”視為最大變化之一。
中國長期是東亞經濟的穩定器，是對東亞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地位也不會改變。東亞經濟體是中國經濟貿易增長的最大受益者。中國應對錯綜復雜的東亞國際關系長期奉行的戰略又是通過經貿合作突破困局、約束有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國家，倘若有哪個東亞經濟體因為某些原因而主動損害對華經貿關系，必然重挫自己的經濟增長前景。我們已經看到了日本因為這一失誤而喪失在中國進口市場上長期占據的首要地位，進而令自己在全球高收入國家中掉隊。
自1980年代起，中國經濟就逐漸開始發揮“東亞區域經濟穩定器”的作用，到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后，中國作為東亞區域經濟穩定器的角色已經相當明顯。根據羅納德·麥金農和甘瑟·施納布爾在《中國是東亞地區的穩定力量還是通縮壓力之源》一文中的研究，1980-2001年間，東亞各經濟體GDP年增長率的變動系數，中國最低，僅有0.35；除中國、日本之外所有東亞經濟體整體增長率的變動系數為0.49，如果加入中國，其變動系數降低到0.29；如果再加入日本，其變動系數又上升至0.38。
步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進一步從“東亞經濟穩定器”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穩定器”與“發動機”。郭同欣在《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一文中揭示，“十五”和“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約為14.2%；到“十二五”期間，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了30.5%，躍居世界第一，同期美國和歐元區分別為17.8%和4.4%。分年度來看，2011-2015年，中國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28.6%、31.7%、32.5%、29.7%和30.0%，美國則分別為11.8%、20.4%、15.2%、19.6%和21.9%。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高居世界首位，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為33.2%；若按2015年價格計算，中國貢獻率為41.3%，美國為16.3%，日本為1.4%。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上述地位。
中國經濟增長與進口增長相互促進，2004年，中國就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三大進口國，僅次于美國和歐盟25國，隨后迅即超越歐洲，直逼美國，而東亞經濟體正是中國內地進口增長的最大受益者。長期以來，中國內地對美國、歐盟雙邊貿易均維持順差，同其他東亞經濟體（包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韓國和一些東盟國家）的貿易則連年逆差。作為1970年代以來連續近40年的中國最大進口來源國，日本又是東亞經濟體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1990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日本經濟令人窒息的漫長蕭條期間，對華貿易曾是其連續多年少有的亮點。
1999-2008年，中日貿易連續10年刷新歷史紀錄；2006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躍居戰后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2009年，因次貸危機驟然升級，中日貿易斷崖式暴跌，但次年就回升30%以上，2011年再度出現兩位數增幅。
1990年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直到2003年才出現比較明顯的自主性復蘇，中國進口需求拉動對此貢獻良多，以至于不少日本重要大企業早在2003年就將中國經濟動向列為影響日本經濟景氣的第二大因素，僅次于美國經濟動向，超過原油價格高漲、日本國內消費低迷等因素的影響。日本當時的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日本央行副總裁巖田一政、日本最大的兩家報紙《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最大財經類報紙《日本經濟新聞》相繼發表言論或刊登重頭文章，論證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需求”已經與美國的需求并列為支持日本經濟復蘇的支柱之一。
在實踐中，中國長期高度警惕域外勢力從19世紀以來實施的挑動東亞區域各國相互斗爭、自己分而治之的策略，力圖避免貿然跳進他們的圈套，加之已有歐洲經濟一體化成功的先例示范以經貿合作增進國際關系之策略，中國希望通過經貿合作突破中日關系困局，為此堪稱仁至義盡。但中國的百般努力最終未能得到日方統治集團相應的回應，最終不可避免波及中日經貿關系，中日貿易、中國自日本進口從2012年開始下滑，至今頹勢未改。就這樣，正當中國經濟和貿易增速最高時期，本來獨占中國經濟特快頭等車廂多年的日本自己主動調到了二等座，還在努力爭取再調到三等座。
日本下車，韓國上車。日本與中國政治關系摩擦不斷而導致其在中國外貿中地位持續下降之際，正是韓國全力以赴開拓極速成長的中國市場之時。我頭一次與韓國外交官打交道，就是當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振興東北”戰略之后不到一周，韓國駐華使館的外交官們就到我供職的單位登門拜訪，咨詢“振興東北”戰略相關問題，令我對他們的跟進中國宏觀經濟與政策走勢之緊頗感驚嘆，此后又一再領略他們對中國經濟與政策的密切關注與跟進。所有這一切努力，連同其它因素，最終換來了日、韓兩國在中國進口市場上地位的根本轉變。
2002年，中國自日本進口535億美元，是自韓國進口額（286億美元）的1.87倍。2013年，中國自日本進口1623億美元，同比下降8.7%；自韓國進口同比增長8.5%，達到1831億美元。這是韓國對華出口首次超越日本，并將這一優勢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日元大幅度貶值，2012年12月3日日元匯率為82.35日元兌1美元，到2013年12月3日已經貶到了102.45日元兌1美元，2017年3月1日匯率為113日元兌1美元。一般說來，貨幣貶值有利于促進出口，但日元如此幅度的貶值，也未能挽回日本對華出口相對于韓國的頹勢，政治摩擦干擾日本對華經貿之烈，可見一斑。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對華市場開拓力度成敗迥然不同，日韓兩國在經濟規模、人均GDP等方面的差距顯著縮小。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數據，我計算了以美元現價計算的日本名義GDP、人均GDP相當于韓國同一指標倍數的變化：
1980年，日本名義GDP是韓國的16.67倍，人均名義GDP是韓國的5.44倍。
1992年（中韓建交之年），日本名義GDP是韓國的11.01倍，人均名義GDP是韓國的3.87倍。
2000年，日本名義GDP是韓國的8.42倍，人均名義GDP是韓國的3.12倍。
2012年，日本名義GDP是韓國的4.87倍，人均名義GDP是韓國的1.91倍。
2013年，日本名義GDP是韓國的3.76倍，人均名義GDP是韓國的1.48倍。
2015年，日本名義GDP是韓國的2.99倍，人均名義GDP是韓國的1.19倍。
在此期間，日本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中的“江湖地位”同步顯著下降。
1995年，以美元現價計算的日本名義GDP達到53355.8億美元的最高峰，是年日本人均GDP為42536.17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占全世界7.531%。
2000年，日本實際GDP占全世界6.524%，人均GDP為37301美元，雖然低于1995年水平一成多，但比該年世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22129美元）高出六成以上。
2012年，日本人均GDP為46720美元，比該年世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38182美元）高出兩成多。
2013年，日本人均GDP暴跌17.5%，落到38551.51美元，低于該年世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39116美元）。（世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數據引自《中國統計摘要》。）
日本這個195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中公認的“經濟優等生”，就此全面滑落至“差生”行列，從此未能扭轉人均GDP低于世行定義高收入國家群體人均GDP局面。到2015年，日本實際GDP占全世界份額已經下降到了4.243%，該年日本人均GDP（32478.90美元）已經比2000年低13%。
此前近20年日本之失策，正是韓國之得計，而現在，難道韓國要重蹈日本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