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期，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有人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緩緩打開一個潘多拉魔盒，這個不按常理出牌的“商人”總統正在引導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噩夢”。

　　近期，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有人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緩緩打開一個潘多拉魔盒，這個不按常理出牌的“商人”總統正在引導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噩夢”。

“噩夢”始于3月22日，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基于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對華“301調查”報告（“301條款”是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的俗稱。一般而言，“301條款”是美國貿易法中有關對外國立法或行政上違反協定、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采取單邊行動的立法授權條款。）宣布將對原產于中國的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涉及約500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

　　特朗普舉起的“貿易大棒”究竟指向何處？中國又該如何應對？

　　“活在上個世紀的總統”

　　“貿易不平衡”，這是特朗普給出的頻頻掄起“貿易大棒”的理由。他在多種場合聲稱，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以后，美國貿易逆差急速增加，美中貿易逆差目前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一大半。美中貿易逆差導致美國工廠倒閉、失業率提升，危及美國經濟利益。

　　近些年來，中美雙邊貿易赤字問題不斷凸顯并十分敏感，也影響到了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馬濤指出，隨著中國深入參與亞太地區的供應鏈體系，加工貿易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中國逐漸成為美國跨國公司的生產和加工制造基地，而美國則是總部服務的提供者和中國出口的最終商品的消費者。“從1993年開始，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超過其來自于美國的進口，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美貿易順差愈發顯著。”馬濤說。

　　在開放經濟體中，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消費、投資、政府采購以及經常項目（貿易逆/順差）的總和，因此經常項目平衡情況會影響國民產出以及就業。如果一國經常項目產生順差，則增加了國家財富（儲備）；反之，如果經常項目產生逆差，則國家財富（儲備）減少，需要通過對外負債融資來支持該國的過度消費。

　　美中貿易逆差確實客觀存在，至于貿易逆差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幾何？是否真有危害？對于這些問題，學者們一直眾說紛紜。但對于把造成貿易逆差的原因歸咎于中國，從而掄起“貿易大棒”的做法，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茉楠說：“不僅是中國學者不認同，可能美國學者也不認同。”

　　張茉楠表示，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是一個常態化的問題，不光和中國，美國和全球大部分的貿易伙伴都存在貿易逆差，“這和美國的產業結構有非常大的關系”。二戰之后，美國經濟從原來的靠制造業驅動逐漸轉向了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驅動，國內消費成了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所以它要不斷地從全球各個國家進口相對廉價、相對優質的產品來滿足美國消費者的需要”，所以進口增加是合理的。

　　而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則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存在的必然性。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在其《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一書中提出，“由于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淀，對美國國際收支來說就會發生長期逆差。”

　　“美國現在想要貿易平衡，那就得改變二戰后的雅爾塔體系，恢復正常國家身份，放棄美元霸權，而不是一個有超然權利的國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趙忠秀說，美國的貿易逆差從上世紀70年代到現在一直如此，“別人把商品給你，賺了美元再買你的國債。現在想要貿易平衡，那之前的美元是怎么出去的？”他反問。

　　針對特朗普把矛頭對準中國的做法，張茉楠稱特朗普是“活在上個世紀的總統”，趙忠秀則用“老套”來形容他。

　　由于國際分工不同，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中間品貿易大國，許多商品的原材料、零部件都要從其他國家進口，然后在中國完成組裝再出口到歐美市場，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包括貿易的增加值，實際上都轉嫁到中國頭上，轉化為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張茉楠認為，現在是全球生產、貿易，把貿易失衡歸咎在一國的頭上完全有悖于全球產業鏈分工和貿易的原則。

　　“貿易失衡是指上世紀40年代之前的國際經濟狀況，也就是相互之間沒有投資，商品完全是在一國生產，然后出口到另一國。現在大量的跨國公司主導全球的生產體系，商品的投資、生產過程發生在許多國家，貿易已不僅僅是兩個國家之間的事。”趙忠秀表示，“特朗普以及他的團隊未必不懂這個道理，我覺得他這么做只是作為政治家的刻意所為。”

　　“醉翁之意不在酒”

　　“美國優先！”從競選總統到現在，特朗普一直在喊著這句口號。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特朗普把中國當作和美國爭奪戰略影響力和全球事務主導權的“假想敵”，近期美國的的種種舉動也表明中美之間越來越具有對抗性。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只不過是美國對中國遏制的一個籌碼，或者是它的戰略中的一個步驟。”張茉楠把中美這次的貿易摩擦比喻成一個“火藥桶”，“關鍵不是‘火藥桶’本身，而是‘火藥桶’想炸的目標。”她說，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服裝鞋帽玩具與美國出口高技術產品所獲利潤相去甚遠，“美國對中國一直有技術出口管制，如果美國放開，我們就能多進口美國的高級產品，這些產品附加值高，出口額度就大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他曾看到一個測算數據，如果美國放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那么中國對美商品貿易的順差會下降至少35%。

　　降低貿易逆差主要有兩條途徑，一個是擴大出口，一個是限制進口。美國對中國而言有技術優勢，中國也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反而希望從美國多進口高新技術產品。這種情況下，美國擴大出口，中美可以雙贏，而特朗普仍舊選擇限制進口的方式，只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張茉楠介紹，美國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在打壓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包括針對我國企業對美技術投資的安全審查等，“這種情況下已經不是單單從所謂的貿易逆差這個問題去看待了。”她說。

　　近日，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撰文稱，中國在很多領域進步飛速，直逼美國，令美國頗有壓力感，這與日本曾經經歷過的情形非常相似。他提醒，中國應該吸取日本的慘痛教訓，提高警惕，謹慎行事。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對美國有很大的貿易順差。1985年，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協議：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因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為“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后，美國幾次啟用“301條款”，對日本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并不斷與日本進行談判，促使日本在流通體制、商業慣例等方面進行開放性改革。此后，日元在短時間內迅速升值，日美貿易摩擦逐漸消退。這種劇烈變化也對日本的市場、產業、經濟等各個方面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泡沫經濟”讓日本進入“失去的二十年”，其對日本的影響直至今天仍沒有完全消退。

　　“中國不能被打亂節奏”

　　4月5日，特朗普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查”，額外對1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如果此舉成真，美國的所謂懲罰性關稅將涉及1500億美元中國商品，“這已經和每年美國出口中國的商品貿易額差不多了，如果中國要反擊，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話，只能對所有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征收關稅”，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經濟戰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說，“美國人認為，此舉將使中國沒有反擊的‘子彈’，可以迫使中國簽下‘城下之約’。但是，他們打錯了算盤，此次中國提出了綜合反制。”

　　李永認為，美國這次發動“貿易戰”早有準備，打法也是步步為營。中國明白美國的意圖，對形勢有清楚預判，更有反制的決心。美國不斷放風，說在和中國談判，目的是安撫國內市場。事實上，美國并沒有開啟任何談判，而中國現在姿態并沒有變，談判大門敞開，反制不留退路。“我們要冷靜判斷形勢，精細地設計應對方案，我們必須認識到，如果我們退讓，美國它就會得寸進尺，所以絕不能退縮，必須采取綜合反擊措施，堅決應對。”

　　對于“綜合反擊”，專家們認為中國手中還有許多籌碼：增加對1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的空間；精準還擊美國農產品、汽車、飛機等；限制稀土資源出口；對從美國進口的服務貿易加征關稅；統籌國內市場；擴大“一帶一路”；拋售美債等。

　　“對美國，我認為不能手軟，要針鋒相對。其次我們也要更主動地開放，用更加開放的經濟來對沖中美之間可能的貿易摩擦。”趙忠秀建議。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中國不能被打亂節奏，因為我們已經看清中美之間存在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短期內靠妥協或者是利益的讓步可能達成的。”張茉楠認為，“求人不如求己”，加快產業升級，高技術產業和核心領域突破式創新，優化貿易結構等都是重要選擇。“不能讓渡國家的戰略利益、產業利益，這是底線。”她說。

　　這場貿易摩擦的起因在特朗普看來，在于對中國的逆差導致了美國國內工廠倒閉、工人失業。但吊詭之處在于，2017年，特朗普創造了美國過去九年來最高的一次貿易赤字。與此同時，從他就任總統開始，美國的就業率卻不斷上升，談及就業形勢，特朗普在社交平臺推特上發文不斷使用“excellent（極好的）”一詞。 ?